周义兴：警惕制度缺陷引发机构道德风险

　今年以来上证指数跌幅过半，既远远超过次贷危机发源地美国等成熟股市，也远远超过印度等新兴市场。多种迹象表明，A股之所以暴涨暴跌，这与基金公司的疯狂圈钱行为有着根本联系。部分基金公司在去年“5·30”之后的误导性基金营销，才导致A股市场泡沫过度膨胀，以及泡沫破裂后的巨幅下跌。大量事实显示，作为A股市场最大机构投资者，以景顺长城为典型代表的基金公司，不但是股市暴涨暴跌的最大受益者，而且是其直接推动者。

　　应该说，从去年“5·30”之后，类似景顺长城的不少基金公司误导营销行为，以及股市在之后的下跌过程中，很多基金持有人已经尝到了这样的基金行为“苦果”。然而，如从市场投资风险，或者说从痛定思痛的立场看，投资者也许会禁不住问：“这样的风险到底是投资者本该承担的真正市场风险，还是制度缺陷？或是二者兼而有之？”

　对此，我首先想说的是一句市场老话：市场企业无非只有两种，不是企业公民，就是“经济动物”。应该说，此话虽有点绝对，然而在缺少公平制度的市场环境里，特别是在国内股市环境中，相信有不少投资者会从自己的市场经历中体会到此话的准确性。就以景顺长城基金公司的误导营销行为来说，在“5·30”之后股市指数处于高位时，其以分拆与分红诱导投资者买入基金，以达到扩充自身的规模并谋取最大利益；而在下跌时又以大量抛售将基金持有人套住，同样也能达到保证自身规模最大利益化目标。可最让人看不懂的是，本应以持有人利益为最大追求的基金公司，做出损害持有人利益行为时，制度却没有相关的禁止性规定，有的却是规定“基金公司收益来自于其管理的基金规模”。也就是说制度上允许，只要基金规模越大，基金公司收入就越多，而同时却不管相关持有人事实上有多大的损失。

　　对此，也不能不让人想到市场制度的公正定位问题。在这问题上，投资者对监管层做大做强机构政策意图，谁也不会觉得陌生。但当一种市场的发展，或者说机构投资者做大做强，倘若是在不公前提条件下以损害其他投资者，尤其是以损害中小弱势投资者利益为前提，这样的制度设置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求、符合市场“三公”原则吗？这不仅让人想起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一句名言：“没有中小投资者保护就没有华尔街”。

　　所以，如果说市场中存在不当行为是资本逐利天性使然的话，那就可以说，这种本性的贪婪成长如果是源于制度的缺陷，或者说出于制度上的某种助长，市场投资者就有足够的理由提出这样的质疑：对如此的市场不公现象出现和存在，相关的制度设计与管理部门是否应该负有相当责任？